电影《长安【ān】三万【wàn】里》折射的唐代社会流动——科【kē】举制：打破【pò】阶【jiē】层固化的重要制度【dù】设【shè】计

最【zuì】近电影《长安【ān】三万里》火了【le】，引【yǐn】起【qǐ】广【guǎng】泛关注【zhù】和【hé】讨论，讨论【lùn】热点之【zhī】一就是【shì】如何打破社会阶层固化。中国古代社会，打破阶层固化的重要制度【dù】设计是科举制。

门阀贵族的变相世袭特权是被科举制打破的

始行于隋【suí】唐的【de】科【kē】举制度，是一种既有别【bié】于察举制、又不同【tóng】于九品【pǐn】中正制的政【zhèng】府【fǔ】官员考试制度，察举制之【zhī】弊在于举荐权为二千【qiān】石官员控【kòng】制，容【róng】易【yì】发生权力寻租；九品中正制之弊【bì】在于中正官为门阀士族把持，沦为士族垄断【duàn】上品官爵的【de】工【gōng】具。科举制则【zé】革除了这【zhè】两大弊病，不需【xū】要长官举【jǔ】荐，也不用中【zhōng】正官品评【píng】，士【shì】子可以投牒自荐、自由报考，考试资格【gé】的审【shěn】查【chá】也不限制庶民出【chū】身的【de】人，最后是去【qù】是留，由客观的【de】考试成【chéng】绩决定【dìng】。

唐代的科举【jǔ】考试分为【wéi】“解试”与“省试”两级【jí】，解试由州郡政府【fǔ】主持，当地士子自由报【bào】考，凡考试获通过的士子，便【biàn】可取得一个“解【jiě】额”，然后凭解状参【cān】加【jiā】中央政府【fǔ】举【jǔ】行的省【shěng】试，省试若及第，即【jí】具备了授官的资【zī】质【zhì】。宋承唐制，但增加【jiā】了殿试【shì】的环节，宋仁宗朝【cháo】之【zhī】后【hòu】，殿试一般不黜【chù】落，只排定名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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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举制【zhì】度下，门阀士【shì】族的【de】变相【xiàng】世袭官爵之特权被削弱了，门第在科举考【kǎo】试【shì】中的作用也【yě】被削弱了。因【yīn】此，我们不难理【lǐ】解，唐朝时期为何有一【yī】部分士族【zú】对科举考试【shì】持抵制【zhì】态度，对进士出身【shēn】的庶族官员瞧不起。他们固执地认为，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多是趋时【shí】之徒、浮华之辈。中唐【táng】时，出身于陇西冠【guàn】族【zú】的宰相李揆自【zì】恃门望，同僚向他推【tuī】荐寒门【mén】出【chū】身的进士元【yuán】载，他竟轻蔑【miè】地说：“龙章凤【fèng】姿之士不【bú】见用，獐头鼠目之子乃求官。”“牛【niú】李党争”中【zhōng】的李党【dǎng】领袖李德裕也是士【shì】族出【chū】身，对科举考试也极不待见【jiàn】，以参加【jiā】科场竞技为【wéi】耻，宁愿【yuàn】通过门荫入【rù】仕【shì】。他跟皇帝说【shuō】：“朝廷【tíng】显官，须是【shì】公卿子【zǐ】弟。”为什么？因为公卿子弟从小接【jiē】受行政技艺的训【xùn】练、贵族【zú】礼仪【yí】的培养【yǎng】，这【zhè】是寒门进士不可能具备的【de】素质。

但另一方面，科举却得到越来越多的唐朝【cháo】士子青睐。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【kàn】尽长安花”。及第的【de】士子何【hé】等风光！即使是那些以门【mén】荫入仕的士【shì】族子【zǐ】弟，也忍【rěn】不住对进士【shì】出身心生羡【xiàn】慕，富贵【guì】过人的薛元【yuán】超自【zì】谓平【píng】生有三大恨，其中一恨就是“始【shǐ】不以进士擢【zhuó】第”，因【yīn】为薛元超是【shì】通【tōng】过【guò】门【mén】荫进入仕【shì】途的，在他心目中，士族门第带给他的骄傲，已不如【rú】科举【jǔ】及第所带来的【de】骄傲。总【zǒng】的【de】来说【shuō】，在门阀士族【zú】与科举【jǔ】出身士人【rén】的长期博弈中，作【zuò】为【wéi】新兴阶层的科举出身士【shì】人【rén】是慢慢【màn】占了【le】上【shàng】风的。所以唐末五代的人说：“缙【jìn】绅虽位极人臣，不由进【jìn】士者，终不为美。”

唐代选官制度最大的漏洞就隐藏在“行卷”与“公荐”的机制中

不过，唐代毕竟是【shì】科举初行的时【shí】期，制度粗【cū】疏，存在不少【shǎo】漏洞，很容易作弊【bì】。最【zuì】大的漏洞就【jiù】隐藏在【zài】“行卷”与“公荐”的【de】机制中【zhōng】。

所谓行卷【juàn】，是指参与【yǔ】科举的士【shì】子在开考之【zhī】前，先设法拜访高【gāo】官显贵，投上自己的名帖与诗文【wén】习作，希【xī】望能遇上欣赏【shǎng】自【zì】己才华的伯乐【lè】。韩愈在《送李愿归【guī】盘谷序》中说：“伺【sì】候于公卿之【zhī】门，奔【bēn】走于形势之途，足将进而趑趄【jū】，口将言而嗫嚅。”这描述的便是士【shì】子向公卿行卷【juàn】的【de】屈【qū】辱经过。

所谓公荐，是说哪位【wèi】公【gōng】卿如果看中某【mǒu】个【gè】士子的行卷，认为他特别有才华，他可以向主考【kǎo】官推荐这名【míng】士子【zǐ】。而【ér】行【háng】卷【juàn】获得公卿【qīng】推荐的士子【zǐ】，考试及第可能性极大。

在唐代，行卷与公荐【jiàn】都是合法的。由于公荐机【jī】制的【de】合法【fǎ】存在，因此【cǐ】，尽管门第的因素在科举考【kǎo】试中发挥不了作用，但那些【xiē】社会名望很高【gāo】或位【wèi】至公卿的士族，却【què】可【kě】以借助【zhù】公荐的机制，影响科举考【kǎo】试的录取结果，将【jiāng】自己的门生送上黄榜，比【bǐ】如【rú】出身【shēn】于博陵【líng】崔氏的崔雍、出身于荥阳郑氏【shì】的郑颢，名盛一时【shí】，人称“崔郑【zhèng】世界”，他们的【de】推【tuī】荐【jiàn】信主考【kǎo】官们不敢不买账，应【yīng】考的士子若能游学【xué】于崔郑门下，登【dēng】第便如探囊取物。

所以，当我们【men】讨【tǎo】论唐朝的【de】科举【jǔ】取士时【shí】，需要注意，尽管科举【jǔ】制【zhì】下“取【qǔ】士不问家【jiā】世【shì】”，但【dàn】唐朝的士族、显贵还是可以通【tōng】过公荐发挥【huī】影响力，从而在一定【dìng】程【chéng】度上破坏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。更何况，唐代科举录【lù】取的人数极为【wéi】有限【xiàn】，每榜【bǎng】不过一【yī】二十人，门荫还是非常重要的入仕渠道，经门【mén】荫入【rù】仕而官至【zhì】公卿者，比比皆是。唐【táng】代门【mén】荫虽【suī】不论门第、只论官品，凡五品以【yǐ】上官员都可【kě】荫补子弟为官，但对位至公卿的【de】士【shì】族来说，门荫就是他【tā】们维持门第不坠的制【zhì】度保障。

“行卷”“公荐”废除后，取士之制更加公平

宋【sòng】太宗继位次年举行的【de】科举考试，录取进士109人、诸科207人，另【lìng】有191人考试未及格但“赐及第”，共【gòng】取士【shì】500余人，是史无前例【lì】的一【yī】次科考“扩【kuò】招”。此【cǐ】后，宋代【dài】科【kē】举考【kǎo】试每榜录取的进【jìn】士【shì】基本都维持200人【rén】以【yǐ】上，是唐朝科【kē】举录【lù】用人数的10倍及以上。科【kē】举考试成为宋政府选拔官员【yuán】的【de】最主要的【de】途径。

当然宋朝也有【yǒu】荫【yīn】补制【zhì】度，但荫补【bǔ】出【chū】身的官员在【zài】任职、升迁诸方【fāng】面【miàn】都受【shòu】到【dào】限制，包括【kuò】不【bú】得任台谏官、两制官、史官与【yǔ】经筵官，等候升迁的时间要比进士出身的【de】长，有机会擢升至高层的荫补官也很【hěn】少【shǎo】见，而且他们【men】终身【shēn】都会被【bèi】贴上“荫补官”的【de】标签【qiān】，受同僚鄙视。因此，宋朝有骨气、有才气的官宦【huàn】子弟，都以荫补为耻，宁愿放弃荫【yīn】补的【de】机会，选择参加【jiā】科举考试，跟唐朝李德裕【yù】的【de】观念正好相反。

宋朝【cháo】废【fèi】除了公荐【jiàn】制，不【bú】允许朝臣向主考官【guān】写推荐信，行卷当然也随之失去了实质的【de】意【yì】义；之后，宋政府又相继【jì】设立锁院制【zhì】、封【fēng】弥制【zhì】、誊录制、三级考【kǎo】校制、别头试，尽最大【dà】可能堵【dǔ】住科【kē】举制【zhì】度中存在的各【gè】个漏洞。这些制度【dù】的推【tuī】行，虽然不可【kě】能完全杜绝科举考试中的作弊行为，但无疑可以将人【rén】情的【de】影响减少【shǎo】至最低程度，使得宋【sòng】代科举的考试程序更为公平，欧阳修【xiū】称本朝“取士之制，比于前【qián】世【shì】，最号至【zhì】公【gōng】”，并【bìng】非溢美之词【cí】。

只有公正的科举考【kǎo】试才【cái】能【néng】让【ràng】官宦子弟【dì】与平民子【zǐ】弟站【zhàn】在同一条起跑线上，那些朝中无贵人【rén】、胸【xiōng】中有才学的寒门读书【shū】人才有更【gèng】多的机会脱颖而出【chū】。事实也是如此，生活在【zài】宋朝的寒门士子【zǐ】，显然要比唐【táng】朝同侪拥【yōng】有更大的机会——通过科举【jǔ】进入政【zhèng】府、从【cóng】社会下层升至社会上【shàng】层。有研究者指出：“到了【le】宋代，世家大族已经无法再像唐代以前一样垄【lǒng】断仕【shì】途，仕宦【huàn】之家再也不容【róng】易世代保持仕宦【huàn】的身份，除非【fēi】子【zǐ】孙能够【gòu】世代不断地在科举考【kǎo】试【shì】中表现优异【yì】；而布衣入仕的途径则宽广了很多，他【tā】们只要【yào】在【zài】科【kē】举考试中表现【xiàn】才能，就有【yǒu】机会进入【rù】仕【shì】途，甚至【zhì】擢升高官。也就是说，宋代统治阶层【céng】的流动性，要比唐代高了很多。”

我们认为【wéi】，科举【jǔ】制下“取士不问家世”的伟大意【yì】义，便是维持了政府的开放性与社会的流动性，打破了两晋南【nán】北朝以来【lái】的阶层固化，让寒门子弟有【yǒu】晋升【shēng】的制度【dù】化渠道。宋【sòng】史学者黄【huáng】宽【kuān】重先生说【shuō】：“宋代是个竞争性【xìng】强【qiáng】、开放性高的社会。”而这，正【zhèng】是科【kē】举【jǔ】制创【chuàng】造出来的。（作者为文【wén】史学者 　吴【wú】钩）